1932年10月19日的拂晓，右江密林中忽然响起两声枪响。枪声划破雾气，也终结了一位38岁将领的生命——这位将领便是被群众尊称为“壮乡棠棣”的韦拔群。枪口来自贴身警卫队长韦昂，与其合谋的，是韦昂的年轻妾妇陈的伯和百色民团参谋刘治。那一刻，右江苏区的烽火黯淡了几分，却未能熄灭。
枪声之后，白崇禧部迅速在柳州、南宁的报纸上刊登“重大捷报”，并贴出赏格以示炫耀。可惜他们没料到，三十多年后，一纸旧案依旧会被翻出，其背后站着一代又一代誓要为牺牲者讨还公道的故旧与同志。正是这股执念，让一条尘封的线索重新浮出水面，并最终写成了1971年长沙冬夜里主席与韦国清的那场问答。
1960年2月，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钟枫收到来自东兰的来信，落款是老红军杨正规。一句“烈士蒙难，凶手逍遥”字字铿锵，让这位枪林弹雨中走出的厅长，立刻拨通了百色专区公安处的电话。东兰方面直言“人手紧张”，但钟枫的态度只一句：“老战友流的血，不能白流。”专案组随即成形，樊恒荣临危受命，带队南下。
调查从柳州、河池一路铺开，侦查手段并不复杂：蹲点、走访、审讯，夹杂着记忆模糊的口供与战乱年代残存的档案。破局的关键，是已在看守所服刑的东兰旧县长徐家豫。面对审讯，他叹气道：“事情都过去了，你们还追。”随即交代凶手名单——韦昂、陈的伯、刘治。线索至此明朗。
刘治被锁定得最快，他在田阳、德保交界山区藏身多年，靠磨豆浆度日。被捕时已过花甲，一听“韦拔群”三字，面色骤变，“我做了孽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”至于韦昂，则在抗战期间行踪诡秘，后人只知其病死，是否遭到地下党“秋后算账”无从稽考。陈的伯成了最后的影子。1964年冬，专案组在融水一个小山村里将一位化名“谭二妹”的老妇带回。核对指纹、比对口供，终将她铁证如山地钉在了审判席上。
案卷补齐，檀木棺椁，烈士沉冤得雪。可就在此时，人们才想起当年亲自把韦拔群推上革命舞台、为他授课的那个人——毛泽东。1925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，韦拔群与毛泽东共同讨论广西如何开展农运，留下“先生与学生互为师友”的佳话。毛泽东曾写过一幅对联勉励学员，上联“埋骨何须桑梓”，下联“人生无处不青山”，韦拔群一直视若至宝。
1971年8月28日，长沙橘子洲畔夜色如墨。晚九时，毛主席会见从广东、广西赶来的刘兴元、丁盛、韦国清。茶未凉，主席却忽然放下杯子，看向韦国清：“你和韦拔群，同姓同宗？”韦国清微一点头，答得坦率：“五服开外的远亲，他把主席教的道理带回了家乡。”话音未落，主席摆手：“哪能只说他学我？我也得向他学广西的事啊。他是好样的。”一句“好样的”，让在座几位沉默许久。灯光之下，老人眼里微光闪动，透出难掩的怀念。
韦拔群之所以令主席如此动容，不仅在个人勇武，更在于他对群众动员的把握。1920年，东兰县才不过几万百姓，却能在短短数年间集结起不下两万的农会会员；1929年，百色起义后，他领着第三纵队在右江山地和桂系周旋，硬是守住了革命火种。红七军主力北上前夜，他把最能打的一千多人编入主力部队，只对留守将士说了两句话：“听中央的话；党让我们干啥就干啥。”当时不少老兵眼里含泪，却不得不服气。
留守的21师起初不过四个团加两营，装备寒酸；敌人却是白崇禧三个整团。韦拔群采石架寨，筑碉堡，挖暗洞，打一枪换一地。最艰难的日子里，他自己瘦得只剩六十多斤。厨师卢卜文偷偷把半碗米饭递给他，他却推回去：“吃一口，欠战士一口；吃多一口，缺战士一口。”言罢转身巡寨。有人评价，他的魅力并不来自高谈阔论，而是来自“随时能和士兵同锅挖野菜”。
不久后，桂系以一万大洋悬赏其首级。百姓愈发护着“韦队长”，最夸张的一次，敌军搜山三日，连鞋印都没见到。廖磊气急败坏，贴出新告示加码七千大洋。韦拔群在布告上回敬一句：“谁砍廖磊狗头，赏铜板一个！”山风一吹，告示漫天飞，右江小镇里竟传出窃喜的笑声。
然而堡垒终究从内部被蚕食。韦昂沉迷赏格，陈的伯则怂恿：“一枪换金山，你不想过上好日子？”警惕一生的韦拔群，没想到倒在至亲之手。当年红七军军歌里唱的“炮火连天，弹洞前胸后背”，此刻成了他个人命运的注脚。
1934年春，红七军远征中央苏区途中，毛泽东收到右江方面“韦拔群牺牲”一电报，久久无语。后来在延安窑洞，他把这封电报夹在缝合好的《湘江评论》里，说了一句：“壮乡烈士，多一人，革命多一分血性。”解放后，国务院追认韦拔群为“革命烈士”，发给其母廖氏抚恤金和烈属证书。老人接过证书时泪水纵横，“他要是还活着，该多好”。
再回到长沙那间会客室。夜更深了，韦国清轻声补充：“老区人盼您去看看。”主席点头，略感力不从心，仍微笑道：“东兰我去不了，就请你代我告诉乡亲们，同志不死，精神长在。”这句话，没有宏大的虚词，却像一滴热泪，悄然落在那段曲折的广西山河史上。
几个月后，韦国清返桂，在东兰旧营盘山上向乡亲转述原话，老赤卫队员陶文汉紧紧攥着帽檐，红了眼眶：“主席没忘咱！”话音刚落，全场鸦雀无声，随后掌声雷动，山谷回响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韦国清与韦拔群虽隔了五服，却同属“板春韦氏”。1913年，韦拔群17岁，韦国清才4岁。当时的东兰县仍是大山拦路、盐巴稀罕的穷地方。后来，韦拔群闹农运，韦国清当放牛娃；再后来，前者血洒夜色，后者在延安插上党徽。命运看似毫不相干，却在1971年的长沙，再次被历史接头。
韦拔群案尘埃落定后，公安厅将调查资料装订成卷，送至自治区档案馆。樊恒荣写了封短短的呈报：“此案虽小，精神长存。烈士血未冷。”彼时，他已鬓染白霜。有人问他还记不记得第一次翻山寻访的情景，他摆摆手：“记不清了，只记得东兰的狗吠很凄厉，像在喊人的名字。”
如今，东兰革命烈士陵园的松涛仍在，韦拔群衣冠冢前，一块写着“丹心映赤水，浩气贯长天”的青石碑静静矗立。老百姓走过，会放下一束山菊；孩子们打起竹筏，也会朝岸边招手——他们说，那位“韦队长”还在山里护着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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